第陆七章 有关教育三、两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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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庄足足骂了半个多小时,王绍屏只好让王志平先招呼其他人去餐厅用餐,自己和九姊妹低头一起挨训。王绍屏觉得杨庄真的学问很好:「我靠!杨姨不是盖的,骂同一件事,还能用几十种不同的说法!真猛!」(对不起!作者听过长辈这样训话,但自己学问不好写不出来,又担心真写出十几种,又被说赚字数。) 杨庄骂过癮了之后,又替九姊妹安排了功课,让她们学学孕妇能做的事,比方插花、刺绣…等等静态的事,而且还警告她们,她会按时choucha学习进度,让九姊妹不要想偷懒!但她不知道,九姊妹已经决定下午就用学习机把这些功课都学完,之后避着杨庄继续我行我素。 对于王绍屏,杨庄知道他身系国家命脉,十分忙碌(其实偷懒时间更多),所以没有怎么处罚他,就是要他负起责来,好好地「教育」自己不懂事,又不听话的老婆们!当然这一定是白交代的,她完全不知道王绍屏在家的地位很低的,虽然老婆们似乎都言听计从,还想着讨好他的欢心,虽然那不是表面做做样子,但只要夫人们想做的事,依照王绍屏好说话的个性,她们依然会阳奉阴违,甚至先斩后奏。今天这齣王门女将出征,不就是这样的结果吗?如果不是夫人团全部一起怀孕,依照她们的个性,想要个孩子的企图心强烈之下,王绍屏可能还在争取他的「性工作者权益」啊!所以王绍屏哪来的地位好好「教育」老婆大人们呢? 王绍屏的「家庭教育」恐怕是行不通的,但是午饭时刻,在梅花工作餐饭盒的席间,韩復榘则提出泰安、济南的教育大计。 说是韩復榘要佔王绍屏的便宜,让他出钱办山东的教育。那真是误会了平时真的喜欢贪小便宜但对教育非常大方的韩復榘了!他提这件事是希望王绍屏以此为藉口,能再把张伯苓这位教育界的大神吸引到山东来,好为王绍屏搅动青岛港务风云的事佈局。 王绍屏稍稍了解一下昨天有关张伯苓和沉鸿烈关係的描述,虽然始作俑者的周恩来不在场,但是知道许多近况的韩復榘可是加油添醋讲得更详细,更方便王绍屏做判断下决定。 韩復榘在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推动下,正准备实施全面义务教育;在大儒梁漱溟大举实施的乡村建设中,试办了91所乡农学校;对1930年,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青岛设立的国立青岛大学,次年改名为山东大学,也是大力支持。山东大学名为国立,但大部分经费都是由韩復榘主政的山东省地方财政支付,韩復榘并没有因为青岛不在自己辖下而不重视这所大学,每年拨付的款项佔该校全部经费的60%。所以,韩復榘可谓军阀当中重视教育的第一人。 因此,除了替王绍屏出谋划策之外,对于教育规划、教育理念,他更是滔滔不绝讲得口沫横飞。让在场的其他人士都为之侧目、刮目相看。「那个抢篮球的故事应该是人家中伤你的吧?」林蔚忍不住插嘴。 韩復榘倒是不以为意:「也不能这样说,那就是老韩我知识浅薄,第一次在山东大学看到学生打篮球,我不知道比赛规则,怕又是有人苛扣经费,心急口快地问了学校校务人员:『是不是经费不够,不能每个学生都拿到一颗球练习吗?』之后就传成大家听到的版本了!我应该先问打球规则,再问经费的。」糗事娓娓道来,也没见韩復榘懊恼尷尬,只是如同说一个听到的笑话般从容。这让在场,包含王绍屏都对韩復榘高看一眼。 不过对于教育,王绍屏有另外的看法,他对其他这个时代的教育家的想法和现在的做法不是那么熟悉,于是丢出自己的想法看看韩復榘的反应:「我们王家对教育的做法可能有点太超前,得请教韩大哥,看看我们这套可不可行。」改口叫韩復榘大哥,可是让他暗自欣喜,认为自己热心的为王台生出谋划策,终于得到回报,于是谦虚的说:「我也不是专家,学问也不好,不过有点经验可以提供台生做些参考,台生说来听听,王家的教育怎个先进法。」 王绍屏知道台湾成也教育,败也教育,一开始推动培养工人的工业化教育,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,的确造就了台湾起飞;但在廿一世纪初期,对于產业再升级,创造新產业,原本不强调创造力的工业教育就有点捉襟见肘,无论是九年一贯还是十二年国教,都不脱背诵、学习旧知识,对于开发学生潜力并没有帮助,而且受过工业化教育,只熟悉这套教学方法的父母、教师、官员,对于面对教育改革,反而成为最大阻力。说要书包减负,但每科教师都觉得自己重要,所以书包是越减越多;说到提升创造力,和国际接轨,新的学科但同样教法、学习方式却趁虚而入,成为学生新的包袱。考试的学科更多,学生压力更重,当然就离思考、解决问题的创造力提升就越远。不是考试压制了学生的兴趣,而是过重的学习导致学生放弃;不是挫折降低学习的乐趣,而是不知道如何应用、解决生活问题的死知识,无法引起任何乐趣,只觉得自己是考试机器。这个窘境,直到廿一世纪中叶,才被世纪初一直灌输廿一世纪公民能力概念的新一代父母出现后,才顺利完成改革,使得台湾经济再度好转。而王绍屏认为既然已经知道歷史的困境,那就不要製造出未来改革阻力的一代,趁着工业化教育尚未普及,何不直接推动廿一世纪公民能力教育? 「依据我们的经验,年龄虽然是理解力差异所在,但学生背景和兴趣才是差异的关键,所以依据年纪大小分班是个非常粗略的做法,全面一致学习一样的进度,更是强人所难。尤其看全部总分来挑取学生升级,那更是抹煞某些偏科的天才。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缺点,做了制度化调整。 我们的规划很简单,就是承认每个人天赋不同,让学生自我调整学习。当然我们也有总体的学习目标规划,规定学生至少要达到什么程度。我举个例子好了,比方国文,识字是一个阶段,能读懂文章是第二个阶段,能写文章是第三阶段,一般学生学到这里算是小学合格了。 中学则是读古文,能读通唐宋復兴的古文运动是第一阶段,读懂诗词歌赋,能欣赏是第二阶段,能将前面两项概念运用到白话文上,写出有条理的论说文,或具有美感意境的抒情文,那就是完成第三阶段,能通过这三项,初中国文就能毕业了。 高中我们则是安排了读经、读史,模拟写文言文,试着写诗、词、歌赋,做对子、猜谜语…等国学课程,从通俗到艰涩分为六个等级。学生通过三个等级就能完成高中国文课程,如果完成四个等级,能教初中,五个等级能教高中,六个等级能申请进大学国文系…。 其他学科也是类似,从生活应用到深入研究、甚至思考创作。当然教学法也要做一些变革,我们不採取教材全部都是老师讲解的方法,而是老师讲解一部分关键知识,然后透过出题目,让学生自己去找答案,老师在根据这些答案指导学生不足,这样一来,学生在动手做的过程中,就能将知识和应用结合,比死记活背的填鸭教学法来得学习效果好。 我们在规划的十二年义务教育中,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单科等级,依据自己的天赋、兴趣做差异化学习。有的学生可能在小学时候就对某科目天赋异稟,六年内就学到高中课程;也有些可能对某科不开窍,小学只能学到基本的应用,但到了中学,却对这个不行的科目深感兴趣,能力提升了,他就能回头再去补那些级数,让自己的能力提升。 比方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,刚开始学外语,我完全没兴趣,专注在数理方面的课程,但等到我数理科学到一个难度,我发现外语不行很难专精,于是又回头去学外语,所谓需要是学习之母,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样一来,学生可以一直保持学习兴趣和成就感,就不会失去学习的乐趣,沦为教育单位的指标数字。」 「这样师资不就要翻倍?财力会很吃紧啊!」韩復榘果然是有经验,立刻就想到级数差异代表师资要增加。不过他不是吝嗇教育经费,而是担心师资不足,以及多出预算的教育经费不足推动全面义务教育,让所有人都能受到教育。在他来看应该先求有,再求好。 但是王绍屏知道教育是百年大计,实施下去,產生的不只是一代工人,更是一代父母、教师和官员,在未来改革时,这批人会依据自己熟悉的模式来阻饶改革或将改革变形,廿一世纪初期的台湾,学生要读的书越来越多,为了达到书包减重的目标,这批天才官员,想出的办法是在教室后面装置物柜,让学生不用把全部课本背来背去!而不是检讨教学量与学生负荷。因为面对每个学科都自认为自家科目很重要,而且新学科还要抢佔教学时间的情况下,总教学时间不减的定律不能更改,那么就採取教学量不变、教科书还是一样多,但大家依照比例降低时数的掩耳盗铃策略,果然大家都满意,可是书包减重的目标就无法达成了,甚至因为时数降低,原有学科的教学品质下降了,但表面上大家资源分配是公平了。 不过这个社会的适应能力倒是很厉害,官方有政策,民间有对策。学校教不完,但考试要考,于是补习班比以前更多,也算替教育產业找到一条出路,让失业的流浪教师找到工作吧! 在韩復榘问了这样的问题后,王绍屏看了他一眼,韩復榘后来忽然想到王家富可敌国的背景,就哂哂地笑道:「我是个老粗,不然我们就以此名义招集教育界名流来讨论,这样找张伯苓也不会太突兀。老弟,你看呢?」 王绍屏觉得这也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方法,即使不能得到教育界的支持,他也能以实验学校的名义让这些教育界大佬们开开眼界,做做研究,看怎么让中国的教育制度定型,而不是全盘照抄国外,或者美其名兼採各家之长,混合国外的教育制度,把自家教育搞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状况。王绍屏很清楚,廿世纪中叶,台湾的教育就是初中国小抄日本,高中大学照搬美制,职业教育则依据德国的修改,然后用仿照传统科举制度的联考,把这些串起来。结果中小学学生没学到日本多大的服从和集体性;职业教育没有学到德国的灵活检讨,改进系所科目,直到廿一世纪初期还在教已经淘汰的產业知识;而高中大学被科举联考绑架,学生变成记忆机器,完全不復美国教育创造性思考的特色。在初阶工业时代还能应付危局,到了网路资讯时代,人的能力比电脑还差。 一想到这些痛心的过往歷史,王绍屏点点头同意韩復榘的建议,并且说:「我们就来开个比较教育制度的研讨会,看看各个教育大家带来给我们什么惊喜!」似乎完全忘了这个目标是要结识张伯苓。 不过还好,夫人团都知道自家老公容易偏离主题的毛病,她们边听已经边做好补救计画。小咪今早已经和远在天津的钱友谅和陈亦侯联系上,知道过年前张伯苓曾经向陈亦侯募过款,陈亦侯除了自家银行捐款外,也推荐过王绍屏,让张伯苓来找他募款,只是当时搬迁到山东时,搞得兵荒马乱的,和张伯苓错身而过。张伯苓只和钱友谅搭上线。小咪于是告诉钱友谅,可以捐一年经费给张伯苓所属的南开所有学校,并邀他来山东作客,探讨协助南开学校系统的细节。所以当大家还在热烈讨论有关教育三、两事的时候,张伯苓过完年之后已经坐上前往济南的火车,向着泰安而来。 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