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卷阅读5
也是寡言的很，一路气氛沉闷，仿佛就预示着没好事。到了目的地，只见那刺头交叉着手站在管理室门口，面色不善，周围一圈年轻的辅导员和班干。见到陶可来，小曹慌忙使了眼色。陶可快步赶上：“许老师。”刺头打量他：“你可总算来了。”陶可赔笑。“唐月月当了这么几年辅导员，怎么就不出事呢？怎么她一休假就出事呢？你是博士生了，搞特殊化了是吧？”陶可笑着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小曹说：“学生夜不归宿。”“刚刚突击检查，非毕业班未请假的全院一共查出十五人，其中你们一个班占了个七个。”刺头说：“陶可，你是太年轻还是经验不足？你管理不善啊。”陶可轻轻问小曹：“我班上不回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”小曹说：“全是男生。管理员说他查房时有几个还在，准是后来翻栏杆逃走的。”刺头说：“我现在向院领导汇报情况。你们这几个班上缺人的辅导员，必须在今晚把人找到。这不是我不尽人情，这也是你们管理稀松的一个教训。”辅导员们，包括陶可自己，本科时代都受尽这刺头压迫，此时也没人敢提异议，各自商量分成两人一组，直奔校外去了。陶可一看自己班的班长也在，便向他要了花名册，可连连拨打了几个电话都是关机。他便问班长：“你想他们会去哪儿？”班长说：“这时候肯定都在网吧。宿舍熄灯后就没法上网了。”“哦…”陶可收好名册，对班长说：“你回去睡觉吧。”便拉了小曹疾步离开。大学的到来，带动了这一片经济的发展；原本的山村野外，撂荒田地，现在却俨然一个新兴的中小城镇了。这镇上人员复杂，流动性大，但主要的维生经济十分集中：开饭店、卖水果、理发、租书、卖盗版碟、开网吧。尤其以饭店和网吧拔头筹。陶可和小曹硬着头皮一家一家找起。到第三家时，发现小曹班上两个男生，根据他们的供述，陶可赶到一家门口悬挂着巨幅魔兽宣传画的店，把自己班上六个臭小子一网打尽。但事情还没有完结。“燕杨呢？”陶可翻着名册问。几个男生面面相觑，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“不知道？”陶可挑起眉头，指着其中一个问：“他不是和你一个宿舍么？你怎么不知道？”那男生扭捏半天：“老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另一个男孩暧昧一笑：“老师，您别问我们了。燕杨的事我们还不想知道呢。”“为什么？”这孩子顿了顿，说：“他是变态。”“啊~？！”陶可怀疑自己耳朵里进了水：“变变…变什么？！”其他男生接口：“他不正常，半夜里老在走廊上打电话，一打就是半夜。”“对，”同宿舍的男生说：“我有一阵子晚上睡不着出去吹风，听见那话筒里好像是男人声。”“你是说他和一个男人通电话，一通就是半夜？”“对。而且，还常常有男人开车来接他对不对？”“对对！”其他人回应：“好几次来的车都不一样，但都是高级车。还故意停在校门口挺远的地方怕被人看见。”“那你怎么看见的？”别人问。“呸！还不是你这帮王八蛋上回在公交车上推我，害我早下了一站…”陶可头晕目眩：“别说了别说了…小曹你先押他们回去吧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小曹挺不放心他，说：“学长，我陪你一块找吧。”陶可坐在马路牙子上摆摆手，示意他们快走。小曹三步一回头地进了校门，陶可抱着头发了半天呆，拿出名册拨电话。仍然是没有开机。名册上有这个孩子的标准照片，长相清秀，眼神微微有些阴郁。陶可把花名册正过来看，颠过去看，翻页看，抬在头上看，放在脚下看，背着光看，开动天眼用透视看…“没有别的联系方式，”他重重叹了口气：“怎么办？”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，大半夜孤零零在外面，无法联络，不见踪影，叫人怎么办？关键是陶可心里清楚这孩子可能在做什么，所以他更没主意。他唯一能做的，只是尽量把人支开：若真是非找着不可，那知情人越少越好。半分钟后，原本已经离开的一个学生又回来了：“陶老师…”“嗯？”“那个，”他迟疑着：“燕杨…我陪您去茉莉路找找。”“茉莉路？”“茉莉路是酒吧街，”学生咬着下唇：“我暑假里打工，给那边的店送过啤酒，看见过燕杨。”“不！不用了！”陶可跳起来：“你快回去睡觉吧！谢谢你！！”陶可又推又劝把学生送走，一个人站在路边等出租。整整半个小时，空旷的大路上连车影子都看不见一个，他这才终于体会到一点为人师的感觉，可谓心急如焚。好不容易遇见辆拉客的黑车，加到五十块钱才答应去茉莉路。他已经在这个城市整整呆了七年，可主要的活动范围绝不会超过学校方圆五百米。这个在周边城市都很有些名气茉莉路，真是头一次来。此时已经是半夜两点，仍有些通宵营业的酒吧门口，闪着忽明忽暗的霓虹灯。街上人气颇旺，有年轻的情侣携手走过，还有三三两两的人群，窝在角落里抽烟说话。陶可一眼望过去，不禁有些泄气：“这么多店…”这城市是怎么了！某书生心想：放着那么多圣贤书不读，跑到这资本主义的地儿来烧社会主义的钱。他掏出花名册，认认真真再看了照片，便义无返顾冲进了第一家。可刚迈进去没两步，震耳欲聋的音乐声立刻把他轰了出来，惊得他几乎没了勇气。在他的意识中，酒吧就像西方电影里一样，是个安静而私密的场所，却不知酒吧在中国落地生根后，早已悄悄同化了舞厅和卡拉OK。陶可烦躁地挠头，他有个弱点：怕吵。但凡书读的太多的人，都有些怕吵，就算是自己说话，也是低声轻语，像是怕吓着自己似的。陶可在回学校和继续寻找之间挣扎好久，终于决定还是留下来：不管那学生本人怎么想，至少是对他的父母负责。一对年近半百的夫妇，是职工农民也好，是白领官员也好，把一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，